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登基称帝，建立吴国，成为中国历史上三国鼎立格局的最终确立者。随后，他追谥父亲孙坚为"武烈皇帝"，庙号"始祖"，将其葬于高陵。然而，对于开创江东基业的兄长孙策，孙权却只追谥为"长沙桓王"，并非皇帝。这一看似"忘恩负义"的决定，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政治考量与权力博弈？
在孙策临终前，他将江东基业托付给了年仅十九岁的弟弟孙权，对他寄予厚望。孙策曾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这句临终嘱托肯定了孙权善于治理、用人的才能，也成为孙权日后执政的基础。
然而，三十年后身为皇帝的孙权为何不愿将皇帝尊号赐予兄长？这种差别对待引发了历代史家的争议与批评。《三国志》作者陈寿就直言："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且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祟未至，子止侯爵，于义俭矣。"认为孙权对孙策的追谥过于吝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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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孙权这一决定，我们需要回顾孙氏家族的崛起历程。孙坚是江东孙氏的奠基者，他从一名普通军官起步，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逐渐崛起，最终成为一方诸侯。公元191年，孙坚在与刘表部将黄祖的战斗中不幸阵亡，留下了四个儿子：孙策、孙权、孙翊和孙匡。
作为长子的孙策，年仅十七岁就挑起了家族重担。他先是依附于袁术，后来借得兵马渡江东征，击败刘繇，奠定了江东基业。短短几年间，孙策以惊人的军事才能横扫江东，被誉为"小霸王"。然而，公元200年，年仅二十六岁的孙策在一次狩猎中被仇家刺杀，生命戛然而止。
此时的孙权继承了兄长的基业，面临的局面并不乐观。江东内部不稳，宗族内部矛盾重重，周围强敌环伺。但年轻的孙权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他广纳贤才，任用周瑜、张昭、鲁肃等名臣，内平宗族叛乱，外击曹操，在赤壁之战中一举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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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孙权只追谥孙坚为皇帝而对孙策有所保留，主要出于以下几点深层考量：
首先，这是一个关乎政权正统性和合法性的问题。在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皇帝追谥不仅是对先人的尊崇，更是对自身权力合法来源的确认。孙权追谥孙坚为皇帝，是将自己的统治合法性直接追溯到父亲，建立一种父传子的血脉正统。这种做法在传统上更具正当性和认受性。
在古代中国，"正统性"是描述一个政权正统程度高低的概念，与政权的合法性紧密相关。孙权建立的吴国需要确立自己在三国格局中的正统地位，尤其是在曹魏和蜀汉都已经建立了各自的正统叙事后。
其次，这涉及到对皇位继承秩序的维护。如果孙权追谥孙策为皇帝，那么从法理上讲，孙策的儿子孙绍就应当继承皇位，而非孙权及其子孙。孙权在继承了哥哥孙策的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后，吴国的实际控制权便转到了孙权一系，而孙策的后代则成为潜在的威胁。
事实上，公元229年，孙权称帝时，立长子孙登为太子，而孙策的儿子孙绍则被封为吴侯，后来又改封为上虞侯。这一安排确保了孙绍虽有爵位，但永远不会拥有继承皇位的权力，从而避免了未来可能的争权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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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对孙策子孙的处理在孙氏家族历史上始终是一个敏感问题。孙绍死后，其子孙奉继承了上虞侯爵位。然而到了吴国末代皇帝孙皓时期，有谣言称孙奉应当继位，最终孙皓将孙奉处死。这进一步说明了孙策一系始终被视为对孙权一系统治的潜在威胁。
第三，从政治传统来看，父子相传比兄终弟及更符合中国古代"家天下"的政治伦理。谥号是在君主死后，根据其生前事迹由后人做出的评价，是一种"盖棺论定"。孙权通过追谥父亲为皇帝而非兄长，巧妙地构建了一种从孙坚直接传到自己的权力叙事，强化了自己统治的正当性。
此外，从个人感情层面看，孙权与孙策的关系虽然表面和睦，但两人在政治理念上存在差异。孙策性格刚猛，志在征伐天下；而孙权则更注重稳固基业，善于内政。在江东政权的发展过程中，是孙权而非孙策确立了最终的治理体系和政治框架，这或许也影响了孙权对兄长功绩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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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的这一决定在历史上引发了不少争议。一些史家认为这是孙权的"忘恩负义"，毕竟江东基业的奠定者是孙策，而且是孙策临终将权力托付给了孙权。《三国志》作者陈寿对此做出了尖锐批评，认为孙权太过小气，为孙策鸣不平。
然而，从政治统治的角度看，孙权的决定又体现了政治家的精明和远见。通过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权力体系和继承秩序，他确保了吴国政权的稳定，避免了可能的权力争夺。事实上，正是在这种相对稳定的政治框架下，孙权得以在三国鼎立的格局中长期维持东吴的独立地位。
孙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尊为"大帝"的皇帝，死后谥号为"大皇帝"。这一罕见的尊号反映了后人对其治理能力和政治成就的认可。孙权在位期间，吴国境内相对稳定，经济发展，社会繁荣，这也是对其政治决断的某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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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只追谥孙坚为皇帝而不追谥孙策，从表面看似乎有违常理和人情，但深入分析可见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与权力考量。这不仅关系到当时吴国的政治稳定，也涉及到孙权希望建立的权力传承秩序。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追谥往往不仅是对逝者功过的评价，更是活着的统治者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建构。孙权通过将自己的权力来源直接追溯到父亲孙坚，而非兄长孙策，既规避了政治上的风险，也为自己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合法性来源。
从结果来看，孙权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其政治目的。东吴在三国时代维持了相对长久的稳定，成为三足鼎立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孙权本人也以"大皇帝"的尊号载入史册，其政治智慧和治国才能得到了后世的认可。
然而，从伦理和情感角度，孙权对孙策功绩的轻视仍不免让人感到遗憾。毕竟，正如陈寿所言，"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没有孙策打下的基业，就不会有孙权后来的成就。孙权的"忘恩"，或许是帝王之术的必然选择，却也是人情伦理中的一大亏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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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考察孙权的政治抉择，我们需要将视角放得更宽，探究三国时代政权合法性建构的复杂维度。
首先，孙权面临的是一个关于政治身份的深刻困境。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皇权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血缘继承，二是天命所归。曹操、刘备都在不同程度上宣称自己是汉室的正统继承者，而孙权则缺乏这种显著的历史正统性支撑。
在这种情况下，构建一个简明清晰的权力来源叙事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孙权同时追谥父亲和兄长为皇帝，就会出现一个"三代二帝"的奇特局面，这在政治符号学上是混乱且不利的。通过仅追谥孙坚为皇帝，孙权创造了一种更为直接的"祖-孙"传承关系，绕过了孙策这一环节，使权力传承显得更为清晰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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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关键的是，孙权与孙策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和治国理念。孙策长于征伐，重视武力扩张；而孙权则擅长内政管理，注重稳固发展。在孙权的统治理念中，稳定远比扩张重要，而这种理念与孙策的风格存在明显差异。
事实上，孙权继承基业时，东吴的版图只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几个地区，而到孙权称帝时，东吴的疆域已扩展至荆州、交州、广州等地，比孙策时代扩大了数倍。这一扩张主要是通过稳健的政治和军事策略，而非孙策式的激进冒险，实现的。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孙权对孙策政治遗产的重新评价和调整，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东吴政治方向的重新定位。通过弱化孙策的政治地位，孙权实际上是在弱化那种激进扩张的治国理念，为自己更为稳健的统治风格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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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事安排上，孙权的考量更为复杂。孙策去世时，孙权面临的江东政权并不稳固，许多郡守并不真正臣服于孙氏家族，甚至有人直接反叛。在这种情况下，孙权必须强化自己的权威，不仅是在整个江东集团内部，同时也是在孙家内部。
这种强化权威的需要，使孙权不得不谨慎处理孙策一系的政治地位问题。若追谥孙策为皇帝，就意味着承认孙策子孙有继承皇位的潜在资格，这会在政治上给孙权一系制造不必要的麻烦。
事实证明，孙权的担忧并非多余。即使在他做出了这种谨慎安排的情况下，到了东吴末代皇帝孙皓时期，仍有谣言称孙策的孙子孙奉应当继位，最终导致孙奉被处死。如果孙权当初追谥孙策为皇帝，类似的政治风险可能会更早、更剧烈地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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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广泛的历史视角来看，孙权这一决策体现了古代中国政治的一个核心特征：权力之道往往胜过伦理之道。在政治利益与伦理情感发生冲突时，明智的统治者通常会选择前者。
曹操、刘备、孙权三人都以不同方式处理了权力与伦理的关系。曹操将汉献帝置于控制之下，以托孤辅政的名义行篡夺之实；刘备以匡扶汉室为号召，实则自立门户；而孙权则通过调整家族历史叙事，确立了自己统治的正当性。
在三国这个充满权谋与博弈的时代，孙权的选择或许不是最符合伦理的，但无疑是最符合政治逻辑的。正是这种政治上的精明，使得孙权能够在三国鼎立的格局中长期维持东吴的独立地位，并最终以"大皇帝"的尊号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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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之所以能获得如此罕见的"大皇帝"谥号，与其长期有效的统治密不可分。"大"字在古代汉语中往往用来形容最高级别的事物或人物，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尊称。孙权在位期间，不仅成功抵御了外来侵略，还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和文化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孙权之后，中国历史上敢用"大帝"作为谥号的人少之又少，几乎都是历朝历代开国皇帝追尊自己的祖先才称之为大帝。这从侧面说明了孙权在东吴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重要贡献。
通过只追谥孙坚为皇帝而不追谥孙策，孙权不仅解决了潜在的政治风险，也确立了东吴独特的政治传统。这种传统强调稳健治国、精明用人,而非孙策式的激进扩张，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东吴能在三国鼎立中维持最长的独立地位。
从这个角度看，孙权对孙策的"不敬"，反而成就了东吴的长期稳定，这或许是历史的一种讽刺，也是政治智慧的一种体现。
【参考资料来源】
陈寿《三国志·吴书》
《资治通鉴·魏纪》
苏轼《东坡志林》
司马光《资治通鉴》
裴松之《三国志注》
《建康实录》
郑也夫《五代九章》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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