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因为天灾频发，一场突如其来的饥荒，足以让一个富饶的地方变得一贫如洗。
面对物价高涨，百姓生活困苦的情况，很多官员要么束手无策，要么等着上级拨款，更有人借此机会中饱私囊。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比如北宋的范仲淹，他走了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路。
那时，江浙大地闹饥荒，灾民买不起米，吃不起饭。范仲淹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决定，下令米价继续上涨！
一听之下，这岂不是更糟糕？然而，当最后的结果揭晓，大家不得不赞叹他考虑得如此周全。
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最后有什么结果？
米价高昂如黄金。
皇祐二年的江南，本应是河水清澈、稻田碧绿、鱼儿肥美、稻米飘香的季节。
这一年，天空好像忘记了下雨，田里的稻子枯黄得像张纸，农民的脸上皱纹密布，就像老树的树皮。
江浙一带，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美誉，但现在却仿佛被某种力量无情地切断了生机，变得异常寂静。
最先吃不消的是农民。地里种不出粮食，家里没东西吃，他们只好卖掉了家里的东西，只换回几文银子，勉强够填肚子的。
没过几天，那几文银子就买不到一斗米了。
街上的商贩们都走了，只剩下排着长队的百姓和粮铺招牌下冷漠的掌柜。
大批饥民从乡村、小镇涌向城市。
他们衣着破旧，肩扛手提着东西，领着老人和小孩，艰难地向城门走去。
有的孩子已经饿得站不稳，跌倒在尘土中，再也爬不起来了。
没人清楚这种状况还能持续多久，但大家还是像被火光吸引的飞蛾一样涌向城市，因为那里“或许能找到粮食”。
在杭州的府衙门前，越来越多的受灾民众聚集在一起。
他们不是为了请求什么，也不是为了制造麻烦，而是为了争取一线“活下去”的希望，是在绝境中本能的抗争。
就在风雨交加之时，一位身穿褪色青色官服的老者缓缓走上杭州府衙的台阶。
他就是范仲淹，当时担任杭州的市长，还负责管理浙西地区。
消息传来时，他刚从苏州调任而来，踏上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
店铺紧闭，乞丐随处可见，就连热闹的酒馆也挂起了停止营业的牌子。
他不需要别人告诉他这里发生了什么，他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百姓的苦难深渊。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他负责的这片区域，粮食价格急剧上升，官府的粮仓也几乎空了。
手头的粮食只够吃三天，朝廷的补助还没着落。
衙门里的官员一个个都愁容满面，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劝他稳重些，守着仓库，等着京城的支援。
范仲淹说：“要是真的等到援军来，恐怕杭州的百姓早就家破人亡了。”
范仲淹不仅是个文人，还是一位武将。年轻时，他在泰州负责治水工程，后来又在西北边疆守卫边疆，深知“军队未行动，粮草要先准备好”的道理。
现在军队还没行动，老百姓已经四散逃离，他要用什么来拯救这座城呢？
那晚，他没合眼，穿着薄衣坐在桌前，仔细整理了各地区粮食储备、灾情和百姓情况的信息，直到天亮鸡鸣才停下。
他得给这座城市注入一些活力。
第二天一大早，官府发布了消息：要打开粮仓发放粮食救济，并紧急从邻近的县城调运剩余的粮食进城。
有人问他，这不等于吃毒药解渴吗？他摇摇头说：“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争取时间，只有保住性命，才有以后的机会。”
好干部需要承担重大责任，真正的挑战现在才开始。
他接下来的举动，真是让人赞叹不已。
赛艇竞赛
谁又能料到，在江浙地区遭遇严重饥荒，粮食价格高得离谱的时候，一位地方官员竟然还组织起了划船比赛？
不仅如此，这样的活动连续多日举行，锣鼓声震天响，旗帜飘扬。
这样的举动虽然看起来很奇怪，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批评，反而让大家都很高兴，小商小贩也跟着热闹起来，许多外地人更是带着家人，连续不断地来到杭州。
这位看似与众不同的人，其实是范仲淹。
那时候的杭州，街道显得冷冷清清，米的价格非常高，城里的人们心里都很不安。
那些有些家底的人家早就关门闭户，不再出门了。大家心里想的只有“米”和“命”，谁还会去想娱乐和欢乐呢？
范仲淹偏偏选择了从“笑”开始，通过一场水上比赛来让整个城市充满活力。
一条消息悄悄传出，不久后西湖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龙舟竞赛。
刚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官员们都觉得这是假的，甚至有人私下里说：“这不是在演戏，这是在找死。”
范仲淹根本不放在心上，他自己上湖挑选地点、设计比赛规则，甚至连表演乐队的名单都仔细核对了一遍。
他想要的不仅是热闹，更像是一帖强心剂。
比赛的日子快到了，他甚至放下身段，邀请城里的名流雅士、艺人、书生和商人们一起来参加盛大的活动。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即便是敲敲锣，打打鼓，喊喊口号，也能得到表彰。
起初人们感到惊讶，随后感到新鲜好奇，消息很快传开了，城里渐渐弥漫起一种久违的激动气氛。
比赛开始那天，西湖边上的水面波光粼粼，鼓声震耳欲聋。
范仲淹穿着便服，站在台上，不摆架子，微笑着向每一位参赛者祝贺。
更让人惊讶的是，他还亲自敲鼓，为出发加油鼓劲，气氛热烈得仿佛置身于繁荣盛世之中。
原本躲在家里的老百姓忍不住走出门，站在湖边看风景。原本关门的摊贩又重新开张，卖起烧饼和豆花。原本打算离开的商人们也停下了脚步，想着还有没有机会。
有些人疑惑：“这仅仅是在划船，真的能救人吗？”不过很快，城市里就给出了答案。
热闹能引来很多人，人多了就能促进交流和交易。
老百姓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连一些在外避难的灾民也被吸引回来了，他们不是为了划船，而是为了人潮背后的机会。
河边的小摊一天比一天多，连苏、润、湖、常等地的商家也纷纷过来，带着布料、香料、药材、纸张和墨水。有时候，还有从远处来的船队，顺着水流过来，在比赛期间卖粮食、鱼和木材。
杭州，这个曾经显得有些沉闷的城市，好像在一夜之间重新焕发了活力。
范仲淹站在船头，看着热闹的湖面和慢慢恢复生气的市集，心里却还是有些担心。
热闹毕竟填不饱肚子，真正的难题还没解决。
但他也明白，人只要动起来，就不会轻易放弃；城只要有人居住，就有重获生机的可能。
他不仅要带着乡亲们划船，还要帮他们上岸，从绝望的深水中走出来，重新回到生活的岸边。
以工作代替赈济
赛龙舟的鼓点还在空气中回荡，范仲淹却已经开始思考更加长远的计划。
热闹只是暂时的，要让灾区真正恢复过来，关键是要让老百姓有活儿干、有钱赚、有饭吃。
灾民每天靠吃粥过日子，这不是长久的办法。如果能给他们一些工具，让他们自己劳动挣钱，这样才是自救的好路子。
灾荒之年，哪里会有工程建设项目呢？
朝廷的资助迟迟没有消息，城里的商家都不敢大手大脚。即便是那些原本打算翻新自家宅院的有钱人，也因为粮食价格的波动而变得小心翼翼，没有人愿意冒风险开始新的工程。
范仲淹可不信这个理。
万事起头难，总得有人先迈出第一步。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看起来挺“大方”的选择。
利用公家的经费，带头建造了粮仓和官府建筑，还修缮了几座老旧的寺庙和道观。甚至包括街道上的城墙和排水系统也在整修之列。
“这不仅仅是花钱，更是救急如救火。”
他语气坚决，提起笔就签发了调拨令。
他知道这笔钱原本是用来买接下来几个月的粮食的，但在他看来，与其等未来的不确定，不如现在就努力一把，争取改变命运的机会。
消息一传开，官府门口立刻排起了长龙。
这次队伍里没有人哭泣哀求，更多的是紧紧握住腰带、背着锄头的壮实汉子。
他们不是来求施舍的，而是来寻找工作的。
人们重新看到了希望，他们宁愿出力搬砖，也不愿看到家里的人因为饥饿而疲惫不堪。
范仲淹没有设定限制，无论年龄大小、身体强弱，人人都可以登记成为“工役”。
虽然每天的报酬只是少量的铜钱和一顿热饭，但对于饥饿的人来说，这已经是极大的帮助了。
刚开始，只有几百人报名参加。但随着工程的推进，招工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四方，连绍兴、湖州等地的灾民也纷纷赶来帮忙。
杭州的城市面貌渐渐发生了变化，寺庙的屋檐换上了新的瓦片，街道上时不时传来敲打砖石的声音。
范仲淹觉得这还不够，毕竟完全依赖政府的帮助总是有限的。
他接着把注意力转向了城里的另一股“无声的支持者”，那就是寺庙和有钱人家。
他邀请了寺庙的主持，诚恳地说道：“现在人心不稳，佛门更应该帮助世人。修整庙宇，这不仅是做好事，还能给百姓带来福利。”
起初，住持们有些犹豫。但范仲淹说服他们说：“灾年工价便宜，趁现在修庙，一两银子就能做平时三两的事，何必不干呢？”
听了这话，众僧都明白了，点头赞同。
寺庙的修缮工作迅速展开，不仅吸引了许多工人参与，还促进了木材、砖瓦、油漆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形成了“以庙宇带动手工业，手工业促进商业”的良好循环。
建筑工地的叫喊声传到了商人耳中，城里的有钱人也开始按捺不住了。
拖延已久的家园改造和作坊扩展工程终于启动了。
街巷中忽然出现了很多临时搭建的脚手架，砖块木料堆积如山，搬运和打夯的声音接连不断，整个城市好像又活了起来。
特别让人感动的是，那些曾经感到绝望的民众，在拿到第一笔工资、吃到第一口热饭的时候，很多人都悄悄流下了眼泪。
他们不再是四处流浪的人，也不再是乞讨为生的人，而是靠自己努力工作成为稳定的手艺人。
一个又一个幸存者重新回到了社会，成为了这场饥荒中的自我救助者。
城市不再是只等着粮食的空房子，而是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生产中心。
粮食价格上升
虽然“以工代赈”帮了灾民的大忙，但随着米价不断上涨，连富户也开始节衣缩食了。
城里的粮店空空如也，米价疯涨得像匹野马，几天工夫，一斗米从一百文钱涨到了一百二十文，还是买不到米。
更糟糕的是，坊间传言纷纷，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大米的价格可能就要超过每斤二百元了！
这背后隐藏的，是那些唯利是图的商家。
一旦发生饥荒，浙江东部和西部的粮商就开始大量囤积粮食，等待高价出售。
他们早早地把市面上的米粮大量收起来，藏在密库中。然后，他们悄悄地减少供应，制造紧张气氛。等到米价上涨几成后，再少量抛售，维持“供不应求”的假象。
他们算计得很周到，就算销量不多，只要价格一直涨，赚的钱也能比以前多出许多倍。
杭州城里人心不稳，连那些原本相信官府的百姓也开始偷偷抱怨了。
范仲淹冷静观察这一切后，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他没有立即出手稳住粮食价格，也没有强制关闭商人的粮仓。如果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只会让商人逃跑得更快，或者把交易转到地下市场，这样更难控制。
要想解开这个难题，得想个新办法。
他把家里的智囊们都叫来，宣布了一个让大家吃惊的决定：“要把城里的米价提高到每斗一百八十文钱。”
顿时，大家议论纷纷。
"这不是让人活活饿死吗？" "难道大人被坏商人收买了？"
大家的批评声像潮水一样涌来，质疑声不断，但范仲淹依然我行我素。
他让人在城门口、街道和码头贴出告示，说杭州城愿意出大价钱收购外地的粮食，每斗一百八十文，上不封顶，而且是当场给钱。
消息像风一样迅速传开。
沿运河的江南地区，几十个州县的粮商听说后都急忙出发了。这次饥荒让很多地方粮食紧张，但只有杭州给出了这么高的价格！
没几天，钱塘江边船来船往，密密麻麻的粮船都到了港口。每天晚上，码头上的人们忙着卸粮、换银、补水，然后又把船开走，忙碌不停。
这时候，城里的粮食商人开始着急了。
他们仓库里的米刚炒到一百二十钱，现在市场上却出现了一百八十钱的“官方标价”。一旦价格崩塌，他们的米就砸在手里，血本无归。
更让人害怕的是，坊间传言：“朝廷已经决定支持范仲淹的新政策，不再控制粮食价格。”这让大家感到非常不安。
面对大量涌入的外地粮食商人，城里的商人最终只好认输，主动下调价格，与官方竞争销售，不然就连进入市场的资格都没有了。
局势果然如范仲淹所预测的那样发展，随着供应量的增加，市场价格也开始波动，从一百八十降到一百五十，再到一百二十，一路下跌。
到了一个月结束的时候，杭州的米价已经稳定在每斗不到一百钱。
从前为了几口饭而受苦的人们，现在通过一天的辛勤劳动就能吃饱肚子。
连最讲究的百姓都忍不住称赞：“范大人真是个好官，这样的官才算是为民办实事。”
这场没有硝烟的粮食争夺战，最终以智慧告捷，让“奸商受损，百姓得利”的佳话流传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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